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食物安全保障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支撑点。确保食物安全, 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水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水资源短缺将直接导致食物生产的波动。
具体到中国，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28405亿m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3，且水资源与其他社会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匹配。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在农业用水总量不显著增加的条件下，灌溉面积由7亿亩增加到10亿亩以上，在占全国耕地50%的灌溉地上生产了全国75%的粮食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通过节水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单位面积灌溉用水量大幅度降低，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0.3～0.4提高到现在的0.53。另一方面，单方灌溉水生产粮食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增加，90年代初达到0.8kg/m³，90年代末达到1.1kg/m³，2013年达到1.58kg/m³。因此，节水灌溉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但是，目前社会上对发展节水灌溉仍存在认识误区，需要我们改正认识。主要有这几种：
减少作物耗水才算节水
第一种认识误区是只有减少作物耗水才算真实节水，灌溉渗漏补给地下水、上游渗漏下游农田能重复利用，资源节水很小，不必花那么多钱发展农业节水。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灌溉水从低处到高处，从地下到地面是需要花费大量能源和成本的，例如甘肃的景电工程，十几级泵站提水要花费多少能源成本？华北、西北、东北井灌区把水由地下提到田间也是需要大量能源消耗的，这样宝贵的灌溉水不节约使用能行吗？
越节水越缺水
第二种认识误区是越节水越缺水，西北内陆干旱区，节水后反而地种多了，农田耗水不是减少而是增多了，根本就不该发展农业节水。2018年8月24日出版的《科学》发表了题为“灌溉效率悖论”的论文，这项研究有来自8个国家的11名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参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教授为该文领衔作者，文章指出世界各国采取提高灌溉效率的政策往往事与愿违，灌溉效率高却未必节水，面临着提高灌溉效率却极少能降低耗水量的节水困境。我们的研究表明发展节水灌溉后单位面积的耗水有不显著下降的趋势，但由于结构调整、地膜覆盖和水肥一体化，作物产量、品质和水的生产力与生产效益显著提升。区域耗水增加是由于没有贯彻适水发展理念，盲目开地导致灌溉面积无序扩大所致。我们能把盲目开垦、不适水发展的罪过算在农业节水灌溉上吗？
灌溉渠道不应该衬砌
第三种认识误区是灌溉渠道不应该衬砌，衬砌后引起了渠道两旁胡杨林和沙生植物死亡，影响了生物多样性，所以不该发展渠道防渗。对于渠道衬砌产生的这些负效应我们不能通过科学的设计克服吗？如果渠道不衬砌，一个大型灌区一次灌完全部面积需要多少时间，能按时满足作物供水需要吗？作物不减产吗？渠道不衬砌，灌溉同样面积的作物渠道输水时间会倍增，如果采用轮灌，灌区内完成最后一组轮灌的时间会推迟若干天，满足不了作物要求，会减产甚至绝收。另一方面，如果不采用轮灌方式，输水渠道断面尺寸会倍增，工程量、投入以及占地面积会大大增加，经济上不合理。
农业节水效益低
第四种认识误区是农业节水效益低，灌溉水费仅0.1～0.2元/m³、每亩节约100m³水也只有10～20元，节水效益不划算。事实上，现有农业水价大大低于水资源价值，评估农业节水综合效益应按水资源价值估算。如据估算甘肃河西走廊黑河流域2014年水资源价值达4.96元/m³，而灌溉到斗口的水价仅0.1~0.15元/m³。农业节水综合效益不仅是农民节水减少的水费投入，还应包括节水转移给生态或工业使用后实现的价值，这部分隐形的效益是全民受益或水管理部门通过把水转移给工业收入水费而获得的利益，所以农民节水投入应该由政府（全民获利的生态效益）或水管理部门卖水给工业获利的部分来补偿。农业节水综合效益还应该包括节能、节地（减小输水渠道断面）、增产（同样用水量保障更多耕地灌溉、即时供水保障作物不减产）、生态、水转移给工业的效益等多方面。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黑河生态—水文集成重大研究计划中游农业区集成项目成果估算，在近期黑河流域1m³工程节水大约需投入1元人民币，这比西线调水的成本低得多，因此节水相比于调水具有更明显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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